2025-06-11
英國《2025年仲裁法》：國際爭議解決的新篇章
作者：
劉洋
李穎彤
2025年2月24日，英國《2025年仲裁法》（以下簡稱“新法”）正式獲得御準，標志著對《1996年仲裁法》的一次備受期待的更新。過去近三十年間，該法律一直是英國仲裁制度的基石(本文所稱“英國”或“英國法”，除非另有說明，均指英格蘭及威爾士司法管轄區，特此說明以便行文簡潔)。此次修法由英國法律委員會歷時數年調研推動而成，旨在回應國際商業環境日新月異的發展需求，并進一步鞏固倫敦作為全球仲裁重鎮的地位。
對于中國客戶而言，從國有企業、航運公司，到貿易商和科技企業，這項改革不僅僅是一次法律技術性的修訂，更是一次重新審視涉英合同和倫敦仲裁安排的戰略機遇。
在航運、大宗商品和國際貿易等領域，倫敦長期以來都是最受歡迎的仲裁地之一，而英國法也常被選為合同的適用法律。然而，自《1996年仲裁法》實施以來，全球仲裁生態已發生深刻變化。新加坡、香港、巴黎等多個司法管轄區相繼推出更為現代化的仲裁立法框架，這也促使英國對其仲裁制度進行必要的更新與優化。
《2025年仲裁法》的主要變革
一、明確仲裁協議適用法律的判斷規則
《2025年仲裁法》最重要的改革之一在于對“仲裁協議適用法律”的明確界定。在此前的法律框架下，當主合同已約定適用某一法律，而仲裁條款本身并未說明其適用法律時，常常引發適用法律的不確定性。這一模糊地帶導致司法實踐中出現理解不一，甚至在某些案件中適用了對仲裁不友好的外國法律，從而影響仲裁協議的有效性和執行力。
新法對此作出明確規定：除非當事人另有明確約定，仲裁協議應適用仲裁地的法律。這一立法澄清，修正了英國最高法院在Enka v Chubb [2020] UKSC 38 一案中的判例做法。該案曾允許將主合同的適用法律“默示”適用于仲裁條款，結果導致部分以倫敦為仲裁地的協議適用至不利于仲裁的外國法律，可能違背當事人的初衷，也損害了條款的可執行性。新法正是為了解決由“默示選擇”所引發的問題。根據新法的規定，雙方當事人同意某一特定法律適用于仲裁協議所附屬的主合同，并不等同于明確同意該法律亦適用于仲裁協議本身。
新法的出臺，為選擇倫敦作為仲裁地的當事人提供了更高的法律確定性，也使英國的法律立場與國際最佳實踐保持一致。該規定有助于減少圍繞適用法律的“程序性爭議”，避免因程序障礙引發的延誤與成本增加。
在此背景下，來自中國內地、香港和亞太其他地區的當事人，應高度重視仲裁協議的適用法律選擇問題。若仲裁地為倫敦，明確指定英國法為仲裁協議適用法律仍是穩妥且有效的做法；若仲裁地為香港，香港法律體系與英美法一脈相承，在仲裁領域同樣具備高度友好性。無論選擇何地，明確規定仲裁協議所適用的法律，都有助于確保協議的效力與可執行性，避免在程序或管轄權問題上出現不可預期的風險。
二、賦予仲裁庭駁回無理主張的明示權力
《2025年仲裁法》的一項重要創新，是明確賦予仲裁庭在程序初期駁回無實際勝算的請求或抗辯的權力。這一新設機制在立法層面與英國《民事訴訟規則》下的“剔除狀書” 或“簡易判決”程序相似，填補了此前仲裁程序中缺乏類似手段的制度空白，也回應了仲裁實務中長期存在的猶豫與顧慮。
在此之前，仲裁庭即使面對明顯缺乏法律依據或事實基礎的主張，往往也因擔心裁決被挑戰或難以執行，而不愿在早期階段作出處理。由此導致的結果是，當事人不得不投入大量時間與成本，去應對本無實質內容的爭議。新法通過明確授權，為仲裁庭在適當情形下果斷處理無理主張提供了清晰的法律依據，提升了程序效率，也增強了各方對仲裁機制的信心。
值得注意的是，該項權力并非強制適用，當事人可通過仲裁協議明確排除其適用。同時，仲裁庭在作出簡易處理前，仍必須確保各方有充分機會陳述其主張。新法在制度設計上刻意未設定固定程序，以保留仲裁程序本身的靈活性與自主性，這正是仲裁制度的核心優勢之一。
對于從事高頻率、高時效性交易的市場參與者，例如航運、大宗商品或國際貿易領域的企業而言，這項改革提供了一項極具實用價值的程序工具，有助于控制成本、壓縮周期，并提升爭議解決的整體效率。新規則的引入，也使以倫敦為仲裁地的案件更符合當代商事活動對程序效率的現實期待。
值得一提的是，在其他普通法法系的仲裁地，如香港，仲裁機構規則或仲裁庭裁量權下亦可能已存在類似機制，盡管這些機制尚未以立法形式確立?！?/span>2025年仲裁法》的這一先例，為其他法域的仲裁制度改革提供了明確而積極的參考。
因此，在起草仲裁協議時，各方應認真考慮是否保留該項權力。在多數商業合同背景下，尤其是對效率和成本高度敏感的交易安排中，維持仲裁庭對無理主張進行簡易處置的能力，通常是有利且值得推薦的選擇。
三、簡化仲裁庭管轄權的質疑程序
《2025年仲裁法》另一項重要改革，涉及對仲裁庭管轄權提出質疑的程序，特別是對《1996年仲裁法》第67條項下的挑戰機制的調整。根據以往做法，當事人若對仲裁庭的管轄權提出異議，即使該問題已在仲裁程序中被全面審理并裁定，法院仍會將其作為一次“重新審理”處理。這種安排實質上允許不滿裁決的一方就同一問題再度訴訟，不僅造成資源重復投入，也導致程序拖延與費用增加，與仲裁追求高效與終局性的初衷背道而馳。
新法對此進行了根本性的改革。根據新的制度設計，第67條下的管轄權挑戰程序不再是對案件事實的全面重審，而是更貼近“上訴”的審查模式。具體而言，當事人不得提出新的反對理由或補充新證據，除非能夠證明即使已盡合理努力，在仲裁程序中仍無法提出相關材料。此外，法院原則上不應重新審理仲裁庭已評估過的證據，除非出于實現實質公正的需要。
這一變化體現了對仲裁庭在處理管轄權問題上作為初步裁決者角色的尊重，同時保留法院作為監督機關的必要功能。它也強化了“程序經濟”的原則，避免仲裁程序被策略性或重復性訴訟所干擾。
對于以倫敦為仲裁地的案件，該改革將顯著提升仲裁裁決的終局性與可預測性。尤其在涉及復雜跨境交易的爭議中，當事人有時會在程序后期才提出管轄權異議，過去的制度容易被利用為拖延手段。新制度的確立，有助于減少此類濫訴行為，并提升英國作為仲裁友好司法轄區的整體聲譽。
這一改革也可能對其他普通法法系仲裁地的制度發展產生積極影響。例如在香港，法院普遍對仲裁庭在管轄權問題上的判斷持更為尊重和克制的態度。新法的做法，有望進一步推動類似法域在立法或司法實踐上作出相應調整。
總體而言，新法下的第67條機制在當事人自治、法院監督與程序效率之間建立了更為合理的平衡，既保留合法質疑的通道，又有效遏制程序濫用，進一步鞏固了倫敦作為支持仲裁而非削弱仲裁的司法環境的地位。
四、明確法院在仲裁程序中的支持性權力
《2025年仲裁法》進一步明確了英國法院在支持仲裁程序方面的權限，特別是針對第三方所能采取的措施。在此前的《1996年仲裁法》第44條下，法院雖可為仲裁程序發出臨時性命令，例如財產凍結令或證據保全令，但這些權力是否可以針對非仲裁協議當事人行使，一直存在法律上的不確定性，相關判例也存在分歧。
新法對此作出明確規定，確認英國法院不僅可以對仲裁協議的當事人發出支持性命令，也可以針對第三方采取必要措施。這些命令可能包括：證據保全或查驗命令、資產凍結令，或與爭議有關的財產保管、扣押等命令。
此項改革顯著增強了仲裁作為獨立爭議解決機制的實效性。它確保在關鍵證據或重要資產掌握在第三方手中時，仲裁庭以及各方當事人不會因缺乏強制力而陷于被動。同時，新法也重視對第三方程序權利的保護，明確其享有完整的上訴權，體現出在仲裁程序自治與未參與仲裁的第三方程序公正之間的合理平衡。
在實踐中，該制度更新對于航運和大宗商品交易尤為重要。這些爭議中，關鍵文件、貨物或資金往往掌握在銀行、保險公司、貨運代理或其他中介機構手中。若能在程序早期便通過法院獲得明確、迅速且有效的救濟，往往對仲裁的成敗具有決定性意義。
對于跨境經營或涉及大量資產交易的當事人而言，新法對第44條權力范圍的澄清，無疑增加了一層保障。這意味著，一旦選擇倫敦為仲裁地，法院在必要時能夠提供強有力的支持，從而確保仲裁程序既高效又具有可執行力。
五、賦予緊急仲裁員可執行權力
《2025年仲裁法》的出臺標志著英國仲裁制度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即正式承認緊急仲裁員在倫敦仲裁中的法律地位與作用。盡管包括倫敦國際仲裁院(LCIA)、國際商會仲裁院(ICC)及香港國際仲裁中心(HKIAC)在內的眾多主要仲裁機構早已在其規則中設立了緊急仲裁程序，但此前英國法律并未對這一機制給予明確的立法認可。這種缺乏法律依據的狀態，尤其在緊急仲裁員所發布臨時措施的可執行性問題上，帶來了實務上的不確定性。
根據新法規定，緊急仲裁員現被明文授權可發布具有強制力的命令，例如緊急禁令或限定期限的財產保全命令。此外，緊急仲裁員亦可依據第44條申請法院協助，確保相關臨時救濟在仲裁庭尚未正式組成前即可迅速且有效地執行。
這一改革對于處理高風險、高時效性爭議具有重要意義。在此類案件中，能否在初期階段及時凍結資產、保全證據或防止資金外流，往往會直接影響案件的實質結果。新法此舉也使英國的仲裁制度更加貼近現代國際仲裁實踐，契合跨國商事主體對高效救濟機制的期待。對于活躍于跨境交易領域的企業，尤其是在大宗商品、航運、金融或科技行業，具備可執行效力的緊急仲裁機制無疑提升了倫敦作為仲裁地的吸引力。同時值得注意的是，包括香港在內的其他司法轄區亦已建立了功能完善的緊急仲裁制度。例如HKIAC設有成熟且響應迅速的緊急仲裁機制，已在多類緊急商事爭議中展現出良好成效。
因此，在合同架構設計階段，中國企業及其法律顧問應當審慎評估所選仲裁機構是否提供可信且具備執行力的緊急仲裁機制。特別是在涉及大額資產轉移或市場波動劇烈的交易中，選擇支持緊急仲裁的仲裁地與仲裁規則，將為交易增加一道關鍵的法律保障。
六、明確仲裁員的披露義務與豁免責任
《2025年仲裁法》引入了兩項關鍵改革，以進一步加強仲裁庭的透明度與獨立性：一是將仲裁員的信息披露義務法定化，二是明確仲裁員的責任豁免范圍。
首先，新法正式確立仲裁員負有披露義務，即必須向當事人說明任何可能合理引發對其公正性產生懷疑的情形。這一規定將原先在普通法體系中逐步發展形成的規則納入成文法體系，體現了英國最高法院在Halliburton v Chubb [2020] UKSC 48 案中的核心原則。該披露義務具有持續性，適用于仲裁程序開始之前及進行過程中，確保當事人始終了解可能影響仲裁庭中立性的相關因素。
其次，新法在兩個方面增強了仲裁員的法律保護。其一，除非存在惡意行為，仲裁員在遭遇撤換申請時不應承擔費用責任；其二，仲裁員在沒有不合理辭任情形下，也不應因辭職而承擔法律責任。這兩項規定在保障仲裁員獨立性與防止職務濫用之間取得了審慎平衡：既避免仲裁員因懼于個人責任而受干擾，又確保在真實不當行為發生時仍可追責。
這兩項制度安排共同強化了仲裁程序的正當性與公信力，也進一步提升了倫敦作為仲裁地的吸引力。對于當事人而言，這些改革提供了明確的制度保障，讓他們相信仲裁員履職過程將更加透明、專業，且不易受到無理干預；同時也抑制了利用程序手段惡意挑戰仲裁庭成員的行為。
在當前仲裁實踐中，仲裁員的中立性與專業性是確保程序正當性的核心所在。此次將披露義務法定化，并對仲裁員責任作出清晰界定，是一項兼具前瞻性與現實意義的制度更新。像香港這樣的法域，同樣高度重視仲裁員獨立性與職業操守，其仲裁制度與此次改革在理念上高度契合，有望在實踐中實現互補發展，進一步鞏固全球主要仲裁地之間的共同價值體系。
對于擬訂仲裁協議的各方而言，此次改革進一步強化了選擇倫敦作為仲裁地的理由，不僅體現了對程序公平的高度重視，也彰顯了制度的成熟與可信度。
對中國企業相關的涉外合同的影響與啟示
《2025年仲裁法》的改革對于中國企業和投資者在參與國際商事交易，尤其是在航運、大宗商品貿易、基礎設施建設及“走出去”投資等領域，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在這些跨境交易中，英國法常被選為適用法律，倫敦也常被指定為仲裁地，反映了市場的長期慣例和對英國法律體系中立性、成熟度的高度認可。
此次立法改革在多個方面顯著提升了倫敦仲裁的制度吸引力。首先，在仲裁條款的起草與解釋方面，新法通過明確仲裁協議適用法律的默認規則，增強了法律適用的確定性，有助于避免管轄權爭議，提升仲裁協議在跨境執行中的穩定性與可預期性。
在程序層面，新法賦予仲裁庭駁回無理主張的權力，進一步提升了仲裁效率。對于涉及高頻次、快節奏商事交易的爭議案件，這項機制尤為關鍵，有助于在保障程序正義的前提下控制成本與時間。
此外，新法對緊急仲裁員機制的正式認可，確保當事人在仲裁庭組成前即可申請如資產保全等緊急臨時救濟。法院在支持仲裁方面的權力也被進一步明確，包括法院可對第三方發出強制命令，在處理涉及多個當事人或多個司法轄區的復雜爭議中，提供了更為有力的制度保障。
最后，新法在強化當事人自治的基礎上，通過將仲裁員的持續性信息披露義務法定化、明確其履職豁免責任等措施，提升了仲裁程序的透明度和獨立性，兼顧了效率與公正。
自信應對英國法律與倫敦仲裁
《2025年仲裁法》所帶來的改革，對于那些長期依賴英國法與倫敦仲裁解決國際爭議的行業尤為重要。這些行業包括航運、大宗商品、基礎設施建設及國際貿易等領域，而中國企業與投資者在其中的影響力正日益上升。
此類爭議通常涉及多法域之間復雜的法律與程序問題，例如對適用英國法的合同進行解釋，包括租船合同、提單、貨物買賣協議、貿易融資安排等。同時，仲裁往往在倫敦進行，適用LCIA、ICC等國際仲裁機構規則，或依照LMAA等行業仲裁條款進行。在許多案件中，當事人還需向英國法院申請緊急臨時救濟，例如資產凍結令、禁訴令或證據保全命令，以支持正在進行的仲裁程序。
此外，仲裁裁決及臨時措施的跨境執行亦是常見問題，尤其涉及內地與香港之間的執行協調，或涉及加密資產與數字貿易基礎設施的爭議，更需跨法域的專業支持。
在處理上述事務時，具備普通法體系實務經驗，并熟悉倫敦與香港仲裁程序框架的法律顧問，將能提供關鍵幫助。能夠跨越法律體系，理解跨文化語境，并有效管理多司法轄區的復雜性，往往是實現商業目標的關鍵所在。
《2025年仲裁法》為企業提供了一個重新審視爭議解決策略的良機。這包括：審查仲裁條款是否明確一致、具備可執行性；評估仲裁庭新增權力對案件策略的影響；以及在交易架構設計與執行安排中，充分考慮法律環境變化與商業現實之間的協調。
海問律師事務所香港辦公室的爭議解決團隊匯聚了具備香港及英格蘭和威爾士雙重資格的專業律師，擁有在英國法下處理倫敦仲裁案件的豐富經驗。憑借這一跨境能力，我們致力于為涉及中國利益的客戶，提供清晰、專業且具戰略性的法律服務，助力其在日益復雜且全球化的仲裁環境中穩健前行、自信應對。
結語
《2025年仲裁法》所引入的一系列改革，對適用英國法的跨境交易具有重要意義，值得相關企業予以高度關注。鑒于新法的若干關鍵變化，建議各方及時審查現有合同中的仲裁條款，確保其與最新的法律框架保持一致，特別是在仲裁協議適用法律、仲裁庭權力等方面的默認規則已發生變化。
在適當情況下，當事人應明確指定英國法為仲裁協議的適用法律，以增強法律適用的可預測性與仲裁條款的可執行性。同時，建議優先選擇具備緊急仲裁機制的仲裁規則，尤其是在涉及資產保全或需要快速臨時救濟的交易安排中，這類機制可提供關鍵法律支持。
考慮到新法可能對涉及跨境風險、航運安排及貿易融資等領域的合同條款產生實質影響，企業在擬定或修訂爭議解決條款時，宜尋求專業法律意見，以確保其合法性、有效性與商業目標的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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